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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偏差的可怕代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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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國家,理論上公民都是國家主人。但很多人形式上是公民,實際上卻只是被政黨洗腦的人,具體展現在看待公共事務時有明顯的政治偏差與雙重標準。
政治偏差這件事,簡單講,就是先有立場才有是非。要怎麼測量一個人的政治偏差到底有多嚴重?不要聽他口頭說什麼「我只看政黨做事的成效」,要看他在面對政治資訊時,如何展現出明顯的雙重標準。
社會科學界早就發展出明確的方法,可以測量政治偏差的程度。最精準的指標,包括以下三場「人性試金石」:
一、弊案發生時的「雙標反應速度」:測量政治偏差最直接的方式,就是看一個人面對「己方弊案」與「敵方弊案」時的反應時間與邏輯變化。當爆發弊案,他第一時間是在檢討問題,還是找理由?如果反射動作是「對方以前更爛」,那麼別懷疑,政治偏差已經到了末期。特定政黨或政治人物已經不再是監督對象,而是必須誓死捍衛的信仰。
二、對政策的「換牌測試」:最有趣的現象就是「看黨不看內容」。要測量偏差,只要把同一份政策,例如普發現金或是開放萊豬,把這黨提出的政策貼上那黨的標籤,拿去問問看。如果他對同一套邏輯,在看到特定黨名時立刻態度轉彎,甚至會用「時空環境改變」等空洞的理由來幫忙捍衛,這就證明已經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。
三、情感極化的「社交排他指數」:政治偏差不只影響智商,更影響情商。觀察他的日常生活社交:他能否跟政治立場不同的人理性談論政治?還是只想灌輸特定觀點?當聽到親友支持對立陣營時,是覺得「對方考量不同」,還是立刻在心裡把對方貼上「愚蠢、被洗腦」的標籤?如果政治立場高於人性與血緣,甚至決定了社交存廢時,這種偏差已經淪為強烈的政治部落主義。
政治偏差最可怕的代價,就是讓人甘願放棄自己的判斷能力,只相信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。當不看重事實,只看重輸贏;不關心對錯,只關心立場時,民主就淪為用選票進行的分類械鬥。
憲政主義的最高原則,就是限制政府權力。西方政治哲學早就指出,政府是必要之惡;追求執政的政黨更是惡。公民作為國家主人,必須如此看待政府與政黨。如果只有立場、沒有是非,那麼形式上雖還是公民,事實上已經失去民主自由靈魂。
在這個黨同伐異的年代,敢於承認自己支持的政黨很爛,敢於讚美對立政黨做對的事,才是測量公民是否還擁有自由靈魂的唯一標準。(作者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)
【看原文連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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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國家,理論上公民都是國家主人。但很多人形式上是公民,實際上卻只是被政黨洗腦的人,具體展現在看待公共事務時有明顯的政治偏差與雙重標準。
政治偏差這件事,簡單講,就是先有立場才有是非。要怎麼測量一個人的政治偏差到底有多嚴重?不要聽他口頭說什麼「我只看政黨做事的成效」,要看他在面對政治資訊時,如何展現出明顯的雙重標準。
社會科學界早就發展出明確的方法,可以測量政治偏差的程度。最精準的指標,包括以下三場「人性試金石」:
一、弊案發生時的「雙標反應速度」:測量政治偏差最直接的方式,就是看一個人面對「己方弊案」與「敵方弊案」時的反應時間與邏輯變化。當爆發弊案,他第一時間是在檢討問題,還是找理由?如果反射動作是「對方以前更爛」,那麼別懷疑,政治偏差已經到了末期。特定政黨或政治人物已經不再是監督對象,而是必須誓死捍衛的信仰。
二、對政策的「換牌測試」:最有趣的現象就是「看黨不看內容」。要測量偏差,只要把同一份政策,例如普發現金或是開放萊豬,把這黨提出的政策貼上那黨的標籤,拿去問問看。如果他對同一套邏輯,在看到特定黨名時立刻態度轉彎,甚至會用「時空環境改變」等空洞的理由來幫忙捍衛,這就證明已經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。
三、情感極化的「社交排他指數」:政治偏差不只影響智商,更影響情商。觀察他的日常生活社交:他能否跟政治立場不同的人理性談論政治?還是只想灌輸特定觀點?當聽到親友支持對立陣營時,是覺得「對方考量不同」,還是立刻在心裡把對方貼上「愚蠢、被洗腦」的標籤?如果政治立場高於人性與血緣,甚至決定了社交存廢時,這種偏差已經淪為強烈的政治部落主義。
政治偏差最可怕的代價,就是讓人甘願放棄自己的判斷能力,只相信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。當不看重事實,只看重輸贏;不關心對錯,只關心立場時,民主就淪為用選票進行的分類械鬥。
憲政主義的最高原則,就是限制政府權力。西方政治哲學早就指出,政府是必要之惡;追求執政的政黨更是惡。公民作為國家主人,必須如此看待政府與政黨。如果只有立場、沒有是非,那麼形式上雖還是公民,事實上已經失去民主自由靈魂。
在這個黨同伐異的年代,敢於承認自己支持的政黨很爛,敢於讚美對立政黨做對的事,才是測量公民是否還擁有自由靈魂的唯一標準。(作者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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