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有台積電 就能實現高福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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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當台灣經濟表現亮眼，類似的提問就會反覆出現：既然台灣擁有世界級半導體產業，出口與投資長期強勢，為什麼社會福利仍與北歐國家存在明顯落差？

這個問題表面上談分配，實際上談的是國家能力。北歐經驗恰恰說明：高福利從來不是市場成功的自動外溢效果，而是國家透過租稅制度、社會保險與長期制度安排，將經濟成果轉化為穩定政府財政能力的結果。

因此，真正值得討論的並非台灣是否擁有台積電，而是政府是否具備將經濟成果持續轉化為政府財政能力的制度基礎。不同國家對社會安全捐的統計方式略有差異，因此本文同時列出兩項數據作為比較。

北歐國家能維持高福利，關鍵在於政府能穩定掌握更大比例的社會資源。2024年台灣不含社會安全捐的租稅負擔率為14.8％；即使納入社會安全捐，最新數字也僅約20.5％。對照OECD統計，丹麥租稅負擔率高達45.2％、芬蘭42.2％、瑞典41.4％，OECD平均亦有34.1％。當北歐政府透過租稅與社會安全制度，可動員約4成GDP作為公共財政資源，而台灣僅約2成時，兩者在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上，自然存在相當差距。

雖然北歐各國制度設計並不完全相同，但普遍具有較高租稅負擔、較完整社會保險及較大的政府財政規模。

北歐模式的本質不是「剛好比較有錢」，挪威的油氣資源與主權基金固然特殊，但瑞典、丹麥與芬蘭主要依靠的是成熟稅制、高就業率與普遍保險制度。福利國家的運作，靠的不是少數明星產業，而是整個社會是否願意透過制度，把成長轉化為長期的公共支出能力。

台灣公共討論最容易模糊的地方，在於社會常期待低稅負、低保費，卻又希望享受高福利。這種期待在政治上容易形成高度爭議，在財政上卻無法成立。最直接的現實例證，就是台灣的全民健保與勞工保險，長期面臨財務永續挑戰。社會一方面要求醫療覆蓋全面、給付優渥、勞退給付充足；另一方面，每當談及保費調整或給付變革，便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。這正是「期待高保障、拒絕高負擔」的制度矛盾。

北歐社會長期形成一項共識：若希望維持完整保障，就必須接受更廣、更制度化的公共負擔，且不能只由少數企業或富人承擔。中產階級本身同時繳費與受益，這種「普遍負擔、普遍受益」的結構，才是長期福利的根本。

台灣是否準備好接受一個更誠實的答案——高福利並非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，而是建立在財政能力與制度選擇之上的公共政策。沒有穩定財政，就沒有穩定福利；沒有制度化負擔，就不會有制度化保障。（作者為政策與戰略智庫研究員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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