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票金高薪爭議 公股治理警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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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票金副董事長年薪逾2千萬元的爭議，最近成為立法院與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。第一銀行公開表示，身為國票金股東，已要求所推派的法人董事透過董事會，檢討國票金及旗下公司的薪酬結構與合理性。事情發展至此，問題已不只是2千萬年薪合不合理，而是公股既然取得主導權，究竟誰應該為公股治理負責？

今年5月國票金改選後，外界即認為公股已取得董事會主導權，由張兆順擔任董事長、吳瑛擔任總經理。6月，董事會選出陳冠舟擔任副董事長。然而，這項職務是否有設置必要，當時並非沒有疑問。國票金公告顯示，獨立董事楊家興明確表示，從法規與公司客觀條件來看，目前欠缺設置副董事長的必要性；另名獨立董事則因資訊不足而棄權。

相較於薪酬數字本身，職務存在的必要性更值得關注。若董事會認為確有必要增設副董事長，那麼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說明職務的必要性、工作內容、權責範圍，及薪酬如何與績效相連結。

今天的國票金已經不是單純的民營企業治理。5月改選後，公股已在董事會取得重要影響力，既然政府透過公股代表參與甚至主導治理，就不能只停留在取得董事席次，而必須確保代表公股的董事所做的每項決策，都符合股東權益與公司長期利益。

第一銀行要求檢討薪酬結構，代表問題不再只是輿論批評，而是進入股東治理的正式程序。但也浮現另個問題：如果公股股東現在才要求檢討，那麼在副董事長設置與薪酬決定之初，公股代表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？

公股不是沒有成本的。公股所代表的，不只是政府在股東會的幾張選票，更是全民對金融資源與公共權力的信任。因此，公股治理不能只是「誰當董事長、誰當副董事長」的人事安排，更不能成為不同股東之間利益協調的結果。公股取得控制權只是治理的開始，而不是治理的完成。

成熟的公股治理至少應有三項標準：第一，重要職務必須有清楚而可檢驗的必要性；第二，薪酬必須與職責、績效及市場條件合理連結；第三，公股董事必須對自己的決策負責，不能等輿論形成壓力才要求檢討。

我認為，國票金事件提供台灣一個重新思考公股治理的契機。當公股取得一家金融機構的主導權，能否以更高的治理標準，而不是更低的政治成本，證明公股介入的正當性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國票金事件可以成為改善公股治理的契機；反之，那麼社會需要檢討的，就不只是國票金的一位副董事長，而是台灣整個公股治理制度。（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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